伴随着B2B电商的兴起，涌现出一系列B2B平台，B2B电商就是交易的双方是企业与企业。即使从商品模型、交易模式、服务履约等和B2C的电商平台有较大差异。但是核心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要解决的供给、需求以及两者间匹配效率问题。B2B的平台可以细分为多个垂类，本文将讨论电商中B2B平台，平台主要的角色包括商家、服务商，由服务商在平台发布服务或者工具，而商家可以在平台上选购经营链路所需要的服务或者工具。

平台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会有侧重点，而作为一个交易平台，供与需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的规模。由于阿里有大规模的商家基数，阿里的服务市场从服务用户数量、交易规模等方面来看，在行业内可首屈一指。对于阿里服务市场而言，其在定义长期目标时，认为平台所要还是要以商家为核心，“建立可服务于商家全面稳定经营的生态能力圈”。下文将基于阿里服务市场2020年到2021年召开的生态伙伴大会，来梳理阿里服务市场是如何实现平台生态策略升级的。

1. 阿里服务市场核心指标

即使阿里服务市场在定义自身长期目标是以优化生态能力圈，但是这个对于这个“生态能力圈”并没有相关数据的定义（比如使用生态系数这种指标），在生态伙伴大会上主要还是披露的核心指标还是交易规模等数据。因此本文还是根据平台重点披露的核心数据指标，来理解服务市场策略。

对于一个交易平台，GMV是核心指标，首先要理解这个指标的关键影响因子，而这个指标遵循着相对简单的公式，即：

GMV=流量*转化*客单价

也就是当供需无限大的情况下，平台只要提高转化，就能产生较大的交易规模。因此，除了GMV这个核心指标之外，供需两侧的规模也是核心指标。

从阿里服务市场披露的数据来看，2019年整体的GMV100+亿，服务商家数1000+万，新增服务商数1000+（只是说了增量的服务商数）。2020年整体的GMV105亿，服务商家数1200万家，活跃的服务商共计10000家。从上述的数据表现可以看到，阿里服务市场的交易规模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可能由于基数较大，增长比率仅5%。

基于对于GMV公式的拆解，可以理解阿里服务市场要提高GMV，那么实际的策略还是可以分为三个方向：①找流量，让服务市场的服务在商家侧有更多的曝光；②提高转化，简单的理解提高转化，就是提供给实现供需匹配效率，对于平台而言，提高链接效率从而实现转化提升是核心任务；③提高客单价，也就是提高订单金额，在B2C电商中，通常会使用营销、关联推荐等方式去提高客单价。

2. 阿里服务市场策略

从阿里服务市场这两年的策略来看，主要是在转化率的方向发力，实现转化率提升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步：①实现数智化，建立数据基础；②在数据基础上，建立星级体系，同时提出【按效果+后付费】的商业模式，通过星级+商业模式，可以帮助平台筛选出什么是好的服务商和好的服务；③在定义什么是好服务和好服务商之后，就是基于用户需求，将好的服务和好的服务商，以整体解决方案的形式，渗透在商家日常经营的业务场景中，以此实现在商家的日常经营场景中。实现上面说的三步，阿里服务市场一共用了2019年-2021年三年，下面将详细这三年的发展情况：

1）2019年

阿里服务市场在19年开始实行数智化的建设，主要是搭建数据基础。建立了一套供需双方的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对于服务商而言，按照基础数据、擅长领域、案例沉淀、服务效果、服务评价、服务态度等六个维度来建立服务标准。同时打通了需求侧数据，对商家的行业类别、商家类型、经营规模、经营需求、经营短板、更多角色的数智化定义。平台试图通过这种评估体系来实现智能匹配，商家知道服务能力，而服务商能了解商家的需求点在哪。

2）2020年

基于数智化的基础，建立星级体系和【按效果+后付费】的商业模式，其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建立一套服务商和服务的评判标准，以便于后续建立激励机制，让服务商明确平台规则和成长路径，为后续服务商自运营进行铺垫。

3）2021年

在基于评估结果机制下，基于商家的经营场景，从单一工具到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商家的基本经营链路中包括：开店入驻、装修涉及、上货发品、流量获取、用户粉丝、内容营销、物流发货、售后服务。而平台会基于不同的业务场景，针对性的给到商家整体解决方案。其本质，也是基于前两年的数据基础以及评估系统的积淀，平台可以更为精细化的链接服务商和商家，使得商家可以更快的选择优质服务，而服务商也能更精准获客和转化。

整体而言，阿里服务市场在近三年内，试图通过创建一种生态机制，实现生态的良好运转。以流量等权益作为“胡萝卜”，明确服务商的成长路径，服务商按照平台的业务规则来实现自运营和优化。而基于这中运营机制下，提高商家获得优质服务的概率。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还是围绕着供需两侧的链接效率发力，促进双方交易。

抖音直播电商

目前电商行业入局者众，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传统电商组成，如阿里、京东等；第二类，内容型平台转型，如快手、字节等；第三类，由社交平台向电商平台，如腾讯微信，着重在私域电商运营。

为什么原本在不同赛道狂奔的企业，都入局了电商？ 其实电商可以简单的分为两部分：流量侧** + **供应链 ，比如第一类的电商平台，如京东优势就在于自己的供应链，而上述提到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则具有流量优势。因此，流量和供应链这两个因素，只要包含其一，企业也会尝试来分一块蛋糕。

抖音作为现象级应用，有着极大的流量优势，同时内容规模和分发能力是核心优势，下面将着重讨论抖音是如何自己的优势项，从目前电商从突出重围？

首先，需要先看下行业发展，了解下整个基本盘的现状。

从中国实物商品线上零售额的变化趋势来看，线上电商的规模逐年增长，但是增长速率减少。相比于整体电商的增速而言，直播电商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也是为什么直播电商能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

直播电商发展经历过四个阶段，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加速期以及当前的爆发期。整个行业衍生了一个完整的上下游。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侧来看，有上游的商品的供应商、到中游的直播商(包括商家、MCN机构、网红直播)，还有中游的平台商。据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12月，直播行业企业共有3.9w家。从需求侧来看，电商直播的用户共计3.9亿，且直播电商的渗透率还在持续攀升。

其次，基于现在的行业背景，将分析抖音是采取怎样的打法，将会分为人、货、场三方来看。

上文提到流量、内容及其分发机制是抖音的优势项。因此，抖音选择内容转化的方法，一句话总结，就是形成了"兴趣推荐+海量转化"的电商模式。

为什么内容转化这个路径是可行的？它和传统的电商模式有和区别？从消费者视角来看，传统电商是一种导购式的购物方式，通常会有几个固定的流量口，比如说搜索、发现页等等，主要是依靠一些搜推的方式，虽然实现了千人千面的推荐策略，但是仍然属于【人在场里找货】，用户的购买路径还是老三样【浏览>加购>下单】。但是直播电商实现的是【在场里货找人】，用户购买路径是【内容种草>下单】，整体的消费路径变短了，消费决策的时间也变短了。

基于这个打法，先来介绍下【人】。在整个抖音生态中，一共可分为四个角色：消费者、达人、商家、服务商。

1. 消费者：抖音的主要消费者趋向年轻化，其中女性是主力军。一线/新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增速最快。
2. 达人：抖音在上游培养了大量达人，产生利润的直播达人100w+，达人的年龄都在45岁以下，男女比例接近1：1，这些达人主要集中在广东、深圳和杭州，同样制定了达人的成长路径。
3. 商家：在招商的选择商选择头部品牌商家和新锐品牌。同样缩短供应链距离，由于直播的形式，可以支持源头的工厂、品牌方或者经销商直接接触消费者，因此给产业带带来了新的爆发机会。
4. 服务商：这块是分为两类，一类是MCN机构，用于孵化达人，同样也是制定了机构的成长路径。另外，就是传统的服务商，提供商家经营链路上需要的服务和工具。

再来介绍下【货】，也就是商品，目前直播电商主要售卖的还是实体商品。目前抖音的用户偏好的品类还是服务鞋包、食品饮料、美妆护肤，这些品类具有客单价低，复购率高、毛利率低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直播电商中，用户的决策时间比较短，用户更倾向快速下单低价商品。

但是基于这种用户倾向，抖音是怎么拉开和传统电商差距，商品的整体策略就是【新】。传统电商的优势在于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应链，可以争取一些价格优势，同时也积累了更多的用户数据（包括用户评价），因此在玩一样的打法，是没有办法拉开差距。结合用户年轻化的特征，用新特征、新设计、新场景、新功能、新成分、新技术的商品可以促进转化。

说完【人】和【货】，那么作为【场】的平台是怎么围绕着【人】和【货】，推动平台增长的。我理解还是三条：流量、内容、经营能力。通过更多的更好的直播，来吸引更多的流量，同时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提高经营能力。通过三个方向的提升，实现平台螺旋式上升。

历史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寡妇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和社会舆论紧密地关注着她们，但是由于其地位的渺小和低下，历史学家并不怎么将关注点放在她们身上，以致我在寻找关于寡妇的历史著作时所获甚少，目前的学术作品一般以婚姻研究、妇女研究、社会学、法律学等角度关注寡妇。

首先谈谈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寡妇的学术成果。20世纪以来，欧美历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将关注点集中在妇女群体上的优秀历史学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中的《寡妇》一章，用县志中记载的几个有关寡妇的事例，再结合自己的想象，生动地刻画了法律以及宗族对于寡妇的巨大影响。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高彦颐所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讲述了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而受过文化知识教育熏陶的寡妇群体也被包含在内。曼素思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剖析了十八世纪前后中国妇女，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妇女的生存状态，并以妇女的"主体性"为出发点，对男性传统和主流文化做出了批判。综观美国20世纪以来的妇女史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寻找妇女在古代社会的生活空间，试图修正传统印象中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受压抑的既定印象的努力。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有关于法律和社会对于女性群体造成的影响的论述；陶道强、刘正刚的《明清寡妇生活浅探》，以守节寡妇为线索来管窥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崔晓梅的《民国初年上海地区寡妇生存状况浅探》（以1912——1922《申报》为视角），通过对大量史料和《申报》的了解和梳理，勾画出了民国初年寡妇的真实生活与权利变化。

接着梳理一下从法律学角度研究寡妇的学术成果。石璠的《宋代弱势群体法律地位探析——以寡妇、赘婿和养子为例》，关注了寡妇的法律地位，主要有婚姻自主权、财产权和在家庭中的地位（立继权、对子女的主婚权以及教育和惩戒权）；黄启昌、赵东明的《关于宋代寡妇的财产继承权问题》，主要从儒家人伦道德着手，将寡妇的奁产与从夫家所继承的财产分开考察，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论证出寡妇有继产之实，因而具有财产继承权；吕宽庆的《清代寡妇立嗣问题探析》，探讨了寡妇的立嗣方式、寡妇行使立嗣权时的制约条件、地方官裁决寡妇立嗣案件时的倾向性等；李莎的《清代寡妇的民事权利初探》，分析了寡妇守寡期间和再嫁时的民事实体权利以及寡妇的民事诉讼权利，给予了清代寡妇民事权利颇有新意的评价；祝庆科、张进德的《<金瓶梅>女子改嫁财产继承问题初探——以孟玉楼、李瓶儿为例》经过分析得出金钱的多寡是影响女性婚嫁待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结论，这折射出明代中叶金钱肆虐背景下传统女子经济地位和贞节观念悄然发生的变化，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对封建桎梏下女性的同情，以及"财婚"现象对于传统婚嫁观念的冲击。

社会学研究中不少学术作品都涉及到了寡妇。陈剩勇的《理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研究了理学贞节观与明代寡妇再婚现象的关系；张祖平的《明清时期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分析了寡妇问题的产生、寡妇的生存状况及对寡妇的救济，指出明清时期的寡妇救济事业是最能体现传统社会保障重视道德价值的保障事业；崔平的《近代妇女救助研究》，全面探究了对嫠妇的救助与教化；张玉亮的《对宋代妇女再嫁的社会态度由宽到严转变的认识》，分析了对妇女再嫁的社会态度如何一步步地在理学的影响下由宽转严。

妇女研究中寡妇这一群体自是不可缺少的。2001年第一期《浙江社会科学》收录的郭松义的《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讨论了从顺治皇帝接受汉族官员建议实施旌表政策开始，到后来各地扩大表彰范围的过程，以及它对社会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影响，后一部分谈在下层甚至中层人士中大量存在的寡妇再嫁现象；张如英《明清妇女贞节观探析》、刘学华《清代妇女贞节观念的演化及其原因探析——基于1840年前妇女节烈事迹的研究》等文章，都关注了妇女贞节观演化的特点及其对寡妇的巨大影响。

不少学者在做婚姻研究时也涉及到了寡妇这一群体。2000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收录的郭松义的《清代婚姻关系的变化与特点》，涉及到清政府加强对节妇、贞女的表彰，极力贬斥妇女再嫁等内容，体现了当时"妇人伏于人"的伦理观；李逸飞《近代婚姻习俗与婚姻法规比较研究》，做了寡妇改嫁与招夫习俗与法规上之比较，主要从主婚权、再婚的手续、财产的处理等方面入手。张晓蓓《清代婚姻制度研究》，关注了妇女改嫁增多的现象，这表明寡妇在与贞节牌坊抗争，女性对贞节观已有所轻视。

纵观相关研究，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还是以程朱理学为背景的，表彰节妇的同时也批评妇女再嫁，但是其对妇女再嫁的态度也发生了从严变宽的变化，贞洁观也发生了改变。历史上寡妇群体的研究还有待开拓，专注于寡妇这一群体的研究是很少的。多数研究成果只是在研究历史上的女性、婚姻、家庭或法律问题时将寡妇群体一带而过，缺乏集中而系统的研究。少数集中研究寡妇群体的学术成果，也未能跳出对寡妇群体受到压抑的思维定势。

问题的提出

做子女的常常听到父母说:"我真的要被你气的少活两年!"这本是句玩笑话，但是与子女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能影响老年人的健康？那健康的测量标准是什么？我们将通过什么方法来验证猜想？

自评健康是个体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相对于客观存在的健康指标而言，自评健康主观性更强，是个体结合自身客观健康事实，对健康状况所作出的综合性评估，自评健康是具有价值的健康测量工具。刘向红等（2002）认为自评健康与老年人的生存相关，自评健康对人群的死亡有很好的预测性。所以我们将自评健康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其次，在单位家庭中，除了横向的夫妻关系，就是竖向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重要自评健康因素，而家庭是提供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为了饱满我们的研究，我加入了婚姻状态作为另一自变量。

我试图解释的是婚姻状态和与子女关系可能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保护作用。与子女关系和婚姻状态都属于家庭关系，但是这两种关系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作用是否可以互为补足？也就是说，当老年人婚姻状态不佳时，良好的子女关系是否可以弥补老年人对自评健康上的缺失？反而言之，当老年人与子女关系不佳时，良好的婚姻状态是否能使得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评价依然很高？

回顾已有研究

婚姻状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目前，关于婚姻状态对自评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婚姻状态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另一类认为婚姻对健康自评具有积极作用。孙齐昂等（2013）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的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婚姻状态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婚姻生活是否稳定不影响个体的自评健康。李士雪等（2003）通过访问1000名18岁以上的居民的自评健康情况，得出不同婚姻状态的人群，其自评健康评分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分居者<离婚者<丧偶者<已婚者。李、孙二人的研究结果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数据来源的差异。Jankovij(2012)也提出婚姻是影响自评健康的一重要要素。

其中一种假说认为，婚姻对个体具有保护作用。婚姻可以为个体提供精神和身体上的资源，因此婚姻状态差的个体的资源获得也会受到影响。配偶的监督和婚姻所带来的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传递有益的健康信息和生活方式。目前的研究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大多都肯定了婚姻对于健康的保护作用。

与子女关系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国外学者Fingerman（2008）除了探究与子女关系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还对老年人与子女关系对于子女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子女和父母之间存在高度矛盾时，子女和父母的自评健康都较差。因此，可以假设老年人与子女关系的稳定和谐，是有助于家庭子女和父母健康的。随着时代的更迭，家庭关系的重心也发生了改变。重心由"以子为轴"向"夫妻为轴"转变。
因此可以做出假设：
H1：子女关系能够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且存在正向作用。
H2：婚姻状态能够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且存在正向作用。
H3：婚姻状态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大于子女关系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如何验证

数据来源

我采用的是2012年中国老年人社会追踪调查的开放数据，该调查是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其中涉及到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老年人个体数为1126个。其中男性为545人，女性为578人，男女比例为0.943。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年龄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剔除年龄为60岁以下的个体。60—69岁、70—79岁、80—89岁、90岁以上的老年人分别为686人、325人、69人以及3人。该调查以SSU地图地址抽样，抽取相应家庭户，在对家庭户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随机抽样。且其调查方式为入户调查。

变量处理

编号	内容	赋值
因变量	老年人自评健康	不健康=0，健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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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婚姻状态	其他=0，已婚=1
—	—	—
老年人与子女关系	不好=1，还可以=2，很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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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年龄	60至64=1；65至69=2；70至74=3；75至79=4；80至84=5；85至89=6；90至94=7
—	—	—
职业	1=技术类 2=非技术类 3=无业
是否有宗教信仰	否=0，是=1
能有几个朋友能放心的谈论自己的私事	无=0 一个至多个=1
目前享受以下哪种当地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	无=0 有=1

模型介绍

本文的因变量是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影响自评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采取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两个相关自变量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由上文可知，因变量中，"健康"取值为1，"不健康"的取值为0。在此基础上，解释婚姻状态、与子女关系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且婚姻状态、与子女关系以及其他的控制变量来自于同一截面的数据，因此，模型形式为：

1. logit pt=log (p/1-p)=b0+∑bi*xti
2. logit pt=log (p/1-p)=b0+∑bi_xti+b1_Mt1
3. logit pt=log (p/1-p)=b0 +∑bi_xti+b1_Mt1+ b2*Mt2

在模型1中，只加入各控制变量，将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交友以及养老保障 xti为各控制变量，b0指的是截距，bi指的是未将"婚姻状态"以及"与子女关系"纳入模型前，也就是未控制"婚姻状态"以及"与子女关系"对模型的影响之前，各变量对模型的影响。p表示老年人健康的概率，p/1-p称为比值比（odds ratio），是指健康状况良好的概率与健康状况不好的概率的比值。在模型2中，加入自变量"与子女的关系"，bi是指控制了模型1中的四个变量，以及"与子女关系"之后，原有四个变量在模型2中的主效应。Mt1指的是"与子女之间的关系"，b1是指该变量在模型2中的主效应。据同样的模型构建原理，建构模型3，其他含义、结构与模型2完全相同，Mt2指的是"婚姻状态"，且b2是指的"婚姻状态"在该模型的主效应。

检验结果

模型3是三个模型中，模型伪R最小，且p值最为显著的，模型3的解释力最强。在模型3中，显示显著的有"年龄"、"职业"以及"与子女关系"，且"婚姻状态"并不显著。"年龄"的系数为负数，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个体与具有相同特征（性别、职业、宗教信仰、交友数量、养老保障、婚姻状态以及子女关系）的年龄较小的老年人相比，更不可能是健康的。该结论符合客观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将随之变差，因此自评健康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本文将"与子女关系"分为"不好"、"还可以"以及"很好"，以"不好"作为对照组，"还可以"和"很好"的发生比分别为4.56、6.70。这表示，认为与子女关系还可以的老年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与那些同子女关系不好的老年人个体更有可能是健康的，认为与子女关系还可以的个体其健康的发生比是那些认为与子女关系不好的个体的5倍左右。同理，认为自己与子女关系很好个体认为自己健康的发生比是那些认为与子女关系不好个体的7倍左右。因此，可以认为与子女关系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保护作用。假设H1得到了验证。

但是模型3加入"婚姻状态"这一自变量在模型中并不显著，其P值为0.104，大于0.05，因此假设H2、H3被拒绝。但是笔者在剔除"年龄"这一控制变量时，"婚姻状态"以及"与子女关系"这两个变量都显示显著，其P值分别为0.028和0.001，且处在已婚状态的老年人个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的发生比是不在已婚状态老年人个体的1.5倍左右。该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在控制"年龄"这一变量的情况后，原本显著的"婚姻状态"变得不显著了？

本文认为加入的"年龄"可能是一个干扰变量，与解释变量（婚姻状态）存在竞争关系，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婚姻状态"对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解释力可能不足，真正核心解释的因素应该是"年龄"。为进一步探讨"年龄"是否会影响"婚姻状态"，本文将"婚姻状态"作为因变量，将"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P值为0.000，远小于0.05。也就是说年龄对于婚姻状态确实存在影响。其具体原因为年龄越大的老年人个体，丧偶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