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在中国的普及率非常高。通过微信平台，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微信使得人们获得了更为方便简洁的生活方式，微信的普及对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
赵东旭对于微信一词的定义，不仅仅是限定于这一种软件，他认为微信的普及是"微信时代"的开启，也就是以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人们在社交、经济、文化都由于互联网的发生而发生了改变。
在该文中提到，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从最初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以及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改革都是促使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动力。总而言之，该文所要表达就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导致了人们生活各方面都出现了变化，而人类学家要重视这种由技术导致的改变，要相应的作出反应，而此类反应是人类学家对于社会文化发生变化时的"自我觉悟"。本文大量的篇幅都在阐述，微信这一技术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会文化的。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要重视微信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改变了人们生产知识的方式，每一个个体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社会文化的构建不再仅仅是主流媒体，而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个体都拥有发声的权力，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可以产生知识。而传统方式下的社会文化和价值的构建，个体的参与度程度并没有微信时代的程度高，由于微信时代的来临，使得每个个体可以参与修正、推翻原有社会共识、社会规范以及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角色从单纯的接收者转变为共建者。
从利己心到互惠逻辑的转变。
在经济学常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都是利己主义者和极端的个体主义。但是微信时代的来临，发消息、发朋友圈都意味着共享，强调了人类之间的互惠关系。对此，赵东旭认为这是人类学意义中"互惠逻辑"的再次回归。
改变了人类学家的角色。
在传统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通常是成一家之言。该文中认为人类学家是具有"唯一性、权威性的终极撰写人"。但是微信的出现，使得民族志的撰写者不再仅仅只有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更像是使用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观察者、记录者、解释者。
改变了人类学家"慢节奏"的生产方式。
当人类学与自媒体相遇、碰撞后，人类学家不必要通过长时间实地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撰写，才能完成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微信的出现，使得人类学家可以将田野工作转为线上，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完全的抛弃原有线下的田野工作。微信民族志的书写几乎不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异文化，可以极为快速、精确的在朋友圈和微信对话中传播。该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家也可以更可以更快的获取异文化，加快其产出速度。
该文旨在突出的主题：微信民族志造成了人类学产生知识的新格局，而人类学家需对此作出反应。而本文并没有具体论述微信民族志具体的操作方法，对此我非常好奇。
刘忠魏（2017）提到民族志有三种界面形态——"书面田野工作界面"、"画面田野工作界面"以及"微面田野工作界面"。
对比此三种形式，发现"微面田野工作界面"是前两者的融合，微信民族志的即时性能使研究者更快的获得知识，但是面对繁杂的信息来源，信息的筛选也成为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