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播的兴起

"吃播"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新词，是指的是主播通过网络平台，向屏幕后的各位网友，展示进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友可以与主播互动，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主播，可以进行点赞、评论或者打赏。似乎只要吃东西就可以挣钱，这让不少人都趋之若鹜。

但是事实上，"吃播"作为一种非常受捧的直播方式，同行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人潮即钱潮，各大主播为获得流量，不断在从食物内容、进食方式等方面创新来招揽人气。所以吃播的内容生产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加之各大直播和视频平台的兴起，想要在众多主播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下文为我所归纳的几点"吃播"吸引观众的主要方式。

• 暴饮暴食：通常这类主播都是面容姣好、身材消瘦，但是都是不折不扣的大胃王，比如爆红木下佑香、密子君等。其体型与食量并不对等，从而形成了反差，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 多样的食物种类：不少主播通过选取特定的食物种类来吸引观众海。或者为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以挑战各种非常规食物获得人们的关注。
• 场景布置：目前，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助眠型"吃播，是利用高品质的音响、摄像等设备，清晰的播放主播咀嚼食物的声音，从而达到助眠的目的。唤醒了观众多方位的感官（视觉、听觉）。

"吃播"的这种直播形式已经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没有对"吃播"明晰专业的界定。李艳春（2014）提到社会交换的形式有两种：协商型交换和互惠型交换，而"吃播"加偏向于互惠型交换。从社会交换理论介入，"吃播"就是主播和网友之间，非物质和物质之间的交换，主播通过直播进食过程满足观众们的猎奇心理和感官刺激，而观众则回以点赞或者直接的物质奖励。

不同视角下的"吃播"

亚文化视角下的"吃播"

亚文化是人类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目前，学界也有关于吃播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讨论。约翰·费斯克（2004）认为亚文化从一个文化整体里孕育出来，既与母体文化有一致性，又有其特殊性的文化。吃播文化的主要是在年轻群体中传播，受众主体只是社会中一个年龄阶层，因此可以认为"吃播文化"的确是一种亚文化。胡兆雪(2017)通过分析"吃播"过程中的"弹幕"文本，分析青年亚文化圈的特性，得出"吃播"能够实现自我参照、社会互动、进行评价、获得陪伴、实现情感诉求等满足。

但是"吃播文化"也不是完全脱离于主流文化的。荣艺（2017）认为私密的后台饭桌文化被搬到观众面前，这是一种从现实到虚拟的转变。李宇婧(2010)指出传播者和接受者会借助网络形成双向互动。由于网络十分快捷，普通大众更容易对各种文化内容和形式表达赞赏或否定个人态度，成为文化和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摆脱了的单一接受的角色。

整理亚文化视角下的"吃播文化"，笔者发现目前研究都表示"吃播文化"的确是一种亚文化的存在，"吃播文化"一大特点就是该文化并不是单向传递，而是十分注重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过程中，该文化也就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得到发展。

传播学视角下的"吃播"

传播论学派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流派之一。该流派认为，人类社会中出现的文化的变化，是从源社会往其他社会传播的原因。吃播文化是起源于韩国，传播至中国，在中国兴起。目前，从传播学视角下的"吃播"研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吃播热"

张雨梦（2017）认为"吃播热"的原因有二，首先"吃播秀"的内容满足受众需求，其次吃播秀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冯丽卿（2017）提到三点：各主播都有个人风格；直播内容满足观众需求；网络技术的出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有学者表达了"吃播文化"的忧思，曹曦冉（2017）认为"吃播"其实是孤独和狂欢的结合，"吃播"在带给受众感官愉悦的同时也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精神生态的失衡等问题。

梳理传播学视角下的"吃播文化"，我们发现"吃播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引起热潮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对于观众而言，首先是其直播的内容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对于主播而言，"吃播"门槛较低且回报较高；最后，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吃播文化"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吃播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它的兴起意味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同样反映了人们逐渐更依赖于虚拟社会，而非现实社会的趋势。

微信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在中国的普及率非常高。通过微信平台，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微信使得人们获得了更为方便简洁的生活方式，微信的普及对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

赵东旭对于微信一词的定义，不仅仅是限定于这一种软件，他认为微信的普及是"微信时代"的开启，也就是以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人们在社交、经济、文化都由于互联网的发生而发生了改变。

在该文中提到，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无论是从最初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以及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改革都是促使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动力。总而言之，该文所要表达就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导致了人们生活各方面都出现了变化，而人类学家要重视这种由技术导致的改变，要相应的作出反应，而此类反应是人类学家对于社会文化发生变化时的"自我觉悟"。本文大量的篇幅都在阐述，微信这一技术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社会文化的。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要重视微信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改变。

改变了人们生产知识的方式，每一个个体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社会文化的构建不再仅仅是主流媒体，而每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个体都拥有发声的权力，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可以产生知识。而传统方式下的社会文化和价值的构建，个体的参与度程度并没有微信时代的程度高，由于微信时代的来临，使得每个个体可以参与修正、推翻原有社会共识、社会规范以及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角色从单纯的接收者转变为共建者。

从利己心到互惠逻辑的转变。

在经济学常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都是利己主义者和极端的个体主义。但是微信时代的来临，发消息、发朋友圈都意味着共享，强调了人类之间的互惠关系。对此，赵东旭认为这是人类学意义中"互惠逻辑"的再次回归。

改变了人类学家的角色。

在传统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通常是成一家之言。该文中认为人类学家是具有"唯一性、权威性的终极撰写人"。但是微信的出现，使得民族志的撰写者不再仅仅只有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更像是使用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观察者、记录者、解释者。

改变了人类学家"慢节奏"的生产方式。

当人类学与自媒体相遇、碰撞后，人类学家不必要通过长时间实地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撰写，才能完成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微信的出现，使得人类学家可以将田野工作转为线上，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完全的抛弃原有线下的田野工作。微信民族志的书写几乎不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异文化，可以极为快速、精确的在朋友圈和微信对话中传播。该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家也可以更可以更快的获取异文化，加快其产出速度。

该文旨在突出的主题：微信民族志造成了人类学产生知识的新格局，而人类学家需对此作出反应。而本文并没有具体论述微信民族志具体的操作方法，对此我非常好奇。

刘忠魏（2017）提到民族志有三种界面形态——"书面田野工作界面"、"画面田野工作界面"以及"微面田野工作界面"。

对比此三种形式，发现"微面田野工作界面"是前两者的融合，微信民族志的即时性能使研究者更快的获得知识，但是面对繁杂的信息来源，信息的筛选也成为新的难题。